实行多年，将各行各业的铺户们逼迫的叫苦连天；有办法的富商，总是贿赂当道，投靠官府，逃脱差役；那些没有办法的中小商人，往往被弄得倾家荡产，甚至还有卖儿卖女，投河上吊的。铺户们不堪重负，联合起来歇业罢市的事情也屡有发生。

　　该生员认为，该废弛“铺户当行买办”之制，改以招商买办，“上有所纳，给予价值”；“着有司核定时价，价照时估，如数给予，是以国用既不匮乏，而商又得利。”若遇朝廷大宗采买，则“乞将年例钱粮办纳之数，以难易定其多寡，以迟速定其先后。多者预支十分之四，递减至一分。半年以内全给，一年以外先给其半。”

　　还有一位应试生员也议论的是这个问题。不过，他是从经济角度入手，畅论了朝廷对于商贾课以重税的弊端。

　　明朝开征商业税的名目本来就很多，而且税种愈来愈繁，税额愈来愈高。开店铺的有市肆门摊税；一应塌房、库房、店舍、停储客商货物的栈房，必须每日纳钞；驴骡车受雇装载货物，出入京城或其他城市的，每辆亦必要缴纳车马税。水陆通道，各设关卡税监，按照路程远近、装载货物多少，分别征收船料税、条税、门税、关税。其他诸如鱼课、酒醋税、牙税、香税、头匹税、落地税等，难以尽录。而且，上至宫廷皇室、朝廷户工两部，下到各省、府、州、县的官吏胥役，都向商人伸手，大小管道分别唆吸钱财，筹算及至骨髓，不遗锱铢。公私交征，黄台之瓜，何堪再摘？于是，商业遂陷于重困，商贾罕至、货殖不通，进而影响到了国家税收的持续增长。显而易见，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，实际上是自堵税源，破坏财政平衡的愚蠢做法，与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趋势更是背道而驰。

　　该生员认为，“古之为国者，使商通有无，农力本穑，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，则农病；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，则商病。故商农之势，常若权衡。然至于病，通无以济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农商必应相互倚赖，农与商虽然职业分工不同，但异业而同心，都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，都能够对社会做出不同的贡献。明确提出了“欲物力不屈，则莫若省征发，以厚农而资商；欲民用不困，则莫若轻关市，以厚商而利农。”的主张，建议朝廷不能无视农商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，不能忽视商力所能承担的限度，故此，必须在榷税制度上作较大幅度的改革，从整顿榷税制度，肃清巧立名目以增课，减少重复征税，严禁滥肆罚借入手，严申法令，革除积弊，抑平物价，减除中饱，限定税额，才有可能畅通物资交流，保证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，促进贸易繁荣。

　　看到这两份策论，使朱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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