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属锡具有保鲜作用，所以锡又被称为“罐头金属”，有了丰富的锡储备，我们的船可以航行得更远。

　　另外，拿下这两个岛，我们就可以以此为跳板，寻找前往罗马的航线。并以之丰富的锡产量，支持我们的征服。直到让我们的文明与两河文明交汇、交流。

　　公元前47世纪，埃及进入青铜器萌芽时代，史称巴达里文明时代，随后，这青铜制作技术向东流传。公元前43世纪，西亚两河流域最先制造出含锡5%－11%的青铜制品，史称艾利都欧贝德文明时期。这种青铜制品的性能优越性使各个文明很快进入了青铜时代。

　　青铜器诞生3100年后，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，这一的技术传播到了中国，中国也进入了青铜时代。而此刻，两河文明已开始进入铁器萌芽时代（公元前15世纪，大约是在我国夏末商初时代，两河流域正式进入铁器时代）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术，从一开始就没有获得完全的传授，不仅铸造工艺比两河明显落后，更重要的是中国青铜器非常缺乏锻打和退火的传统。

　　从材料力学上说，铸造锡青铜的铸态组织多呈α相和δ相。当青铜含锡量在6%以下时，由青铜的晶相为α单相组成。当青铜含锡6%以上后，则α相周界析出α＋δ共析体。随着含锡量增加，δ相也就不断增加，青铜会越来越硬，越来越脆。

　　解决的办法就是锻打加退火。锻打之后，青铜兵器硬度、脆性仍然会增加，这时再退火。对于含锡5%－15%的锡青铜，通过退火可以减少δ相乃至使其消失。这样的青铜，既保持期坚硬性，又减少了脆性。

　　两河流域、埃及文明、罗马文明的“标准青铜”含锡量控制在10%，因为从材料力学上说，经过“铸造＋锻打＋退火”制造的含锡10%的青铜制品，其机械性能是最均衡的。而中国铜兵器从开始就一味增加含锡量来增加其硬度。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兵器，含锡量高得吓人，14%那是起步，一般都在15%以上，乃至23%。比如秦剑，含锡量就在21%以上。然而，含锡14%的铜器，δ相就已经很明显，而含锡量在21%的话，这种武器很容易断折，更不要说经过锻打了。

　　从历史上来说，直至铁器时代，中国人一直把造剑称为“铸造”，而欧洲把造剑称为“锻造”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方技术上的不同。

　　现在的历史认为，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是从两河流域经过中亚大草原引入的，这一技术的转手人是中亚游牧民族。游牧民族受其生产方式限制，技术水平一般不高，往往无法掌握农耕民族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。用一个沙石范铸造出青铜器来，游牧民族也能胜任愉快。但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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